在日耳曼学生中的东方女孩，她抿着唇的模样，像幅被雨水打湿的中世纪仕女静物画。

“呵。”

这声轻笑不知是嘲讽自己的多此一举，还是被某种更复杂的情绪哽住了喉咙。

不是他今天早晨想象中的任何一种笑。

灰狗本该一心追咬狐狸，却阴差阳错嗅到了睡美人手里的纺锤。伸出援手是理所应当的，一位绅士保护友人眷属的名誉，顺便也算…对他眉尾那四针的，酬谢。

烟灰落在廊柱下面的碎石子里，无声无息。男人视线投向对面瘦骨嶙峋的菩提树，看了片刻，摁灭烟头，旋即拉开车门坐进去。

半小时后，舒伦堡的汽车碾着积雪驶来，递上一张便条：柏林东郊，圣约瑟夫康复疗养院，叁号楼，曼德尔教授。

疗养院隐匿在东郊的一片椴树林后面，一栋改过的旧庄园，铁栅栏门上爬满了枯藤。门卫是个耳朵有点背的老头，正用一台小收音机听广播。

君舍把证件放在登记簿上，没签名。

老头的目光先落在那证件上，又在他脸上定住。

君舍回以标准的日耳曼式微笑，径自沿着碎石路往里走，依旧不紧不慢，护工已经在台阶上等着了，勾头缩脑，讲话哆哆嗦嗦。

“教授这半年一直在轮椅上，左边身子不听使唤，但脑子还清楚，他没孩子，妻子战前就走了，一个人住在这里。”

叁楼走廊尽头那间房，门上贴着手写名牌，他敲了两下，过了好一阵，才有个苍老的声音传出来：“here。”

老人石像般坐在窗边轮椅上，膝盖上搭着一条红绿相间的格纹毛毯。

窗外的椴树枝丫一摇一摆，暖气片咝咝地响着，小桌板上搁着只磕掉漆的搪瓷杯。

他看见一身黑皮大衣的棕发男人站在门口。

他教了四十年书，读过的脸比读过的论文还多。男女老幼，濒死的，活过来的，满怀希望的，彻底放弃的。这张脸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。

这张脸的主人，穿着比他一个月退休金还贵的大衣，领口别着一枚他叫不出名字的徽章，皮鞋擦得比窗户还亮。

这种人通常不是来看病的，不是来送花的，不是来问“您今天感觉怎么样”的，他们是来要东西的。

老人下意识扯了扯毛毯，灰蓝色眼睛在逆光里锐利地眯起来。他没问“你是谁”，只是静静瞧着这人懒洋洋合上门，在硬木椅子上优雅落座。

君舍把几页纸放在膝上，没有立刻翻开，声音依旧轻飘飘的。

“你是曼德尔教授。”带着歌剧般的咏叹调。

老人没答话，目光依旧停在他脸上，声音干涩。“你这个伤，缝得不错，军医不会用这种针法，他们只求快，不求不留疤。”

君舍碰了碰眉尾胶带。“一个朋友。”

说着，他嘴角微妙地勾了勾。眼前这人在害怕，不是缩脖子的那种害怕，他的手在毛毯上轻轻蹭着，因为不知道该放哪里。

毕竟，盖世太保总部那栋楼在柏林人的词典里，就是一道吞人的暗门，没人想在行将就木、半边身子已经不听使唤的时候，被请到那个连门牌号都不敢大声念出来的地方。

沉默在房间里铺开，如同冷水渗进地毯，暖气片又咝地响了一声。

老人把目光移开，落在窗外的铸铁亭子上。“你来找我，不是为了你的伤，你脸上这些伤已经拆过线了，不需要再缝。”他停了停，转回头，“你需要什么。”

君舍唇角弧度未变，眼底却掠过一丝兴味：“1942年那届学生里，有几个中国人？”

老人微微皱眉，似是在回忆。“只有一个。”

君舍眉峰微微一压，随即从鼻腔里哼出一声笑来，轻若羽毛，分不清是意外之喜，还是意料之中的嘲弄。

他唇角牵着，过了足足十秒，才把膝盖上那几页纸翻开，最上面那张是成绩单的副本，最下一栏是导师评语，墨水褪成了深灰色，署名是曼德尔。

老人颤巍巍抬起手，扶过那行评语，手指干瘦如冬日枯枝，嘴唇发颤，眼睛完全睁开来。

“这个学生…你问她做什么。”

君舍向后靠进椅背，换了一个姿势，闲适得仿佛在等一杯迟到的咖啡。

“有人在找他，和我同样穿制服的人。”他说的不紧不慢，像在讲一个不太好笑的笑话，“查到了她，他会找到您，不是今天，就是明天。”

他盯着对方眼睛，声音放低一些：“那人在找一条能勒住别人脖子的绳索，而您能猜到绳索会勒到谁。”

房间里的温度骤降。

老人缓缓抬眼，绳子，脖子，勒住…一个盖世太保上校用诗人的方式跟他说话，要么是疯了，要么是在提防隔墙有耳。

“而您的学生，她给我缝过四针。”君舍的指尖轻轻掠过眉尾的胶布。“这里…我很满意。”

老人的眼睛在他身上来回扫了好几遍，然后肩膀微微松开了。

一个全身上下每一寸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