廊石柱上还残留着上次空袭留下的弹片划痕，现在加了一块牌子：“战时临时身份核查办公室”。

一个秃顶男人开了门，看看沃尔夫，又瞥了眼他的sd袖章，缩缩脖子让开位置，走廊很窄，男人脚步快得像是要甩掉什么不祥之物。

“您要找哪一年的记录？”

“1942年毕业的中国籍留学生。”

秃顶男人停下来，微微侧身，皱了皱眉，又继续走。走廊尽头的门后是一排排铁皮柜，比夏利特的档案室还要挤。

“外国留学生登记表都在这里。”秃顶男人离开时，走了几步又停下来：“这里之前烧过一次暖气管道，有的卷宗被水泡了，不一定还有。”

文件是按年份排的，沃尔夫一份一份地翻，法国人，瑞典人，捷克人，波兰人，翻到最后，没有yuwan，也没有wenwenyi。

抽屉被合上，他站起来时膝盖咔嗒响了一声。

她1938年入学，1942年毕业，外国人登记处没有她的记录，也许是被漏了，战争时期，这种事情常有，又也许是被抽走了，谁有这个权限？谁有这个动机？

一小时后，沃尔夫出现在夏利特主楼门口，档案馆他已经翻遍了，他这次来是想找人。

办公室的门锁着，隔壁教室的门开了一条缝，一个年轻讲师正在黑板上画解剖图。

沃尔夫静静等待他画完最后一根神经末梢，才问那人哪些教授可能教过1942届，讲师略略打量他一番，在黑板角落写了几个名字。

曼德尔，在圣约瑟夫疗养院，克劳泽，心脏病去世，汤姆林还在，退休返聘来的，八十多岁记性很差，上周连自己助教的名字都没想起来。

粉笔被扔进粉笔槽，“这些老教授一个个都不在了，你去找他们还不如去找门房”。

东校疗养院里，那位叫曼德尔的老教授早已人去楼空，护士在登记簿上不耐烦地敲着，“南方的亲戚来接走了，慕尼黑，或者斯图加特，谁知道呢？”

教员宿舍区在医学院后面，是一片红绿相间的联排公寓，他搭电车到这时天色已经渐沉。

沃尔夫按门房给的名单挨个按响门铃。

第一个叫诺伊曼，开门的是一个织毛袜的白发老太太。“诺伊曼教授？他死了，斯大林格勒，前年。”

第二个叫迈尔，一个男人站在门口，单手撑着门框。

“我是保安局的，想问您几个问题。”

男人嘴角微微牵动，似是把一句“果然如此”给咽下去，“您想问什么？”

“您的同届同学，一个叫yuwan的中国女人…”

“不记得了。”男人退后半步，门锁咔嗒一声。

路灯下，沃尔夫划掉名单上一个又一个名字。十多个人，所有人都说记不清了，时间太久，而那一届学生太多了。

就像一本被撕掉关键章节的书，剩下的页码全都写着无可奉告。

有人比他先到过这，坐在这些人的客厅里，或许还喝了杯咖啡，聊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，然后，所有人的记忆就像被施了魔法般消失了。

经过一扇木栅栏门时，扫雪的老太太叫住了他，穿着褪了色的碎花棉袄，眯眼打量了他好一会儿，“你是今天第二个穿黑皮大衣的人了。”

沃尔夫靠着栅栏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包没拆封的香烟，附带一颗日内瓦买的巧克力，老人低头瞥了眼便迅速揣进口袋，自然得像收下水果糖。

“名单上没有他。”老人没头没尾德开口，声音低得被扫帚的沙沙声盖过去，

“有个助教，花名册上没有，曼德尔教授带的，前妻是犹太人，所以一直没正式职位…他喜欢拍照，毕业照也是他拍的，一年前去了东普鲁士的医院，不知道现在在哪，我只记得…他姓斯特朗。”

那个堵住所有人嘴的人，没能堵住扫雪的老妇人。

沃尔夫离开时，身后扫帚的沙沙声还在继续，不紧不慢丈量着他所剩无几的时间。

他在帝国卫生部的人事档案室里翻了一下午，从东普鲁士翻到马林堡，从马林堡翻到更东边一个地图都找不到的小镇。

结果比预想顺利，在远离柏林的乡下，档案管理随意得儿戏，那个背景有瑕的助教，竟真混进了名单，现在在马林堡开诊所。

沃尔夫出来的时候，夜幕已然降下来。

他现在手里有两样东西，一个远在马林堡的地址，和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直觉，那个助教很可能就是他要的绳索。

刚回到家，正准备收拾收拾去马林堡，电话铃声炸开来，大队长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简短得像一记鞭子：“绳索。”

盖世太保大楼五楼，军靴的脚步声在楼梯间回荡，忽远忽近，沃尔夫抱着公文包，站了将近两分钟。

公文包里有两根沉甸甸的骨头，一根是他在日内瓦挨了顿打带回来的“也许”；另一根是他在火车上捡到的，从夏利特铁皮柜里翻出来的，两个名字，三张照片，同一张脸。